新望：信息战与先进制造业
一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可以先发，但不可能超越制造业发展阶段太多。“斩首行动”提醒世人，往后的战争已经进入以信息化+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新型战争形态。目前我们已是国际公认的“制造大国”和“军事大国”，但不论是制造业还是军事工业，都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
作者 | 新望
回顾人类历史，战争形态有过四次转变，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核武器时代到如今的信息化作战时代，与此相对应是，农耕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自90年代海湾战争以来，信息化作战已经成为主导型战争形态。
2020年1月3日，美军使用“收割者”无人机发射4枚“地狱火”导弹，强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同时还击杀了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组织副司令及多位伊拉克政府军军官，之后美军又以同样方式杀死伊拉克民兵组织和塔利班头目多人。10月22日，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一个雅克卡拉的小镇，基地组织努斯拉阵线领导成员正在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美军地狱火导弹当场杀死15名头目，20名头目受伤，其中阿迪迪旅长尸首分离。伊朗核专家法赫里扎德又遭遥控机枪暗杀。
神出鬼没，又弹无虚发，死无全尸，杀戮现场惨不忍睹，同时也给敌方将领带来强大震慑作用，小战而胜，不战而胜。
现代战争中的“斩首”概念是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富勒提出攻击敌方指挥系统为首要目标的“瘫痪攻击”，亦称“斩首攻击”。所谓“斩首”，就是打击“敌方的头部，而不是他的躯体”。“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形象反映了这种思想。但要将这种作战方式付诸现实，需要精准、远程、智能化的杀伤能力。信息作战时代，使“斩首”成为可能，而美国信息战专家认为，“斩首”应是现代战争的首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首先攻击敌国指挥当局、联合参谋部、战区总部及各级部队司令部；破坏敌方所有信息传媒，如电话、无线电频谱、电缆和其他传输手段；制止敌方使用第三方通信系统，包括通信卫星。
美军此次一系列“斩首行动”十分精准，是典型的“微创手术”式打击，提前准确掌握了苏莱曼尼等主要头目的行为轨迹和时间节点，并部署了无人机，速战速决，对周边环境破坏较小，没有平民死亡。整个行动中的关键武器装备为强大的情报系统以及无人机、导弹。其中情报系统负责掌握目标任务的地理位置信息、行动规划以及随行人员配备等多面的信息，为后续的打击做好准备工作；在各方信息完备的前提下，无人机提前做好部署并在关键时间点进场，做好了“必须成功”的一切准备；随后导弹发射精确命中并杀死目标。行动本身的紧凑高效反映出美国远程作战能力的强大。
先进技术武装的斩首作战不仅使得战争的直接代价大幅降低，同时也将大面积的陆地战争消弭于萌芽期，大规模地面推进的战争形态，甚至连出现的机会都没有了。
“斩首行动”的成功是信息化作战的典型案例和新的转折点，甚至预示了未来战争新的发展态势，即：智能化，信息化，小型化和精确化。自海湾战争刷新世人对战争的认识以来，战争形态的进化速度超乎想象。我们未来可能已再难看到大规模的士兵及钢铁洪流的冲锋，取而代之的是超视距、发现即摧毁、直接打击核心人物等新型战斗方式。
“斩首行动”中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包括指挥、控制、通讯和计算，同时依赖情报、电子监视和侦察，这套系统是各种高端技术的融合应用。从武器装备角度看，除战略轰炸机、航母等大国重器外，高精度导弹和炸弹、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成为重点。所以，如果说，斩首行动仍属于“信息化战争”的话，这个概括已经不是十分准确。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基本常识，即信息化依赖于工业化，依赖于先进制造业。上述指挥系统和武器装备，实则是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但其核心依赖是芯片，而芯片实则是制造业。众所周知，芯片是先进制造业的结晶，其原料是单晶硅，属于工业新材料，其加工工具光刻机，属于精密机床，是先进制造的珠穆朗玛，是智能制造皇冠上的明珠。另外，美军在“斩首行动”中首次投入使用的地狱火飞刀导弹，属于远程智能化冷兵器，是“斩首行动”中完成最后一击的侩子手。轿车被导弹切开后，高速旋转每分钟达几百圈的六片飞刀，将车内人员全部切成肉块。无疑，这种新型武器的关键部件，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产品，需要的是高强度金属材料、先进的铸模技术和刃具技术。
“斩首行动”提醒世人，往后的战争已经进入以信息化+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新型战争形态。先进制造业赋予信息战新形式、新载体，完成打击目标的关键动作和最后一击。而信息化与制造业二者的完美结合，主要以通讯、侦查、精确制导、自动控制等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和传统冷兵器升级换代的结合来体现。
我们已是国际公认的“制造大国”和“军事大国”，但我们非常清楚，不论是制造业还是军事工业，都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中国军事工业依赖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毋庸置疑。中国制造业目前仍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端，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不足，对于先进制造技术的掌控缺乏主导性。虽然我国的制造能力在不断提升，但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并不强，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军事工业层面。
各国所擅长的战争形态，与各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对应。中国制造业的主流产品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产品，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品我们还基本处在引进组装阶段，处在工业化于信息化融合的初期。一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可以先发，但不可能超越制造业发展阶段太多。我国传统制造业基础较强、发展较好，这也决定了以其为技术支撑的地面作战方式仍是我国军事作战的主要形态。展望未来，地面作战形态将逐渐减少，高空、远程、非接触式的作战形态将越来越普遍，甚至有可能成为主流形态。这对我国军事工业的技术创新是严峻的考验，既对军事装备的信息化、智能化提出了极高要求，同时也对我国先进制造技术的创新升级提出了新的课题。
目前，在“云、大、物、智、移”为主的新一波技术革命面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基本同步，甚至个别技术领先，如果我国基础雄厚的传统制造业与新一波技术革命相结合，再辅之以先进制造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突破，将有可能使我国军事工业弯道超车，跃上新台阶，从而在新型作战形态上占据制高点。
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突如其来的军事冲突无时无刻都在应证着产业革命对战争形态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制造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不能满足于低质低价的“中国制造”形象和加工组装为主的“世界工厂”地位，通过信息化和制造业高级化的融合发展，由“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由“军事大国”转向“军事强国”，迫在眉睫。
（本文原载《改革内参》2020年综合第20期，发表时有删节，此处是原文）